象征符号上的两重性，说明了社会意义上的两重性。一方面，散居在广袤东亚大陆上的自由农民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来保证生活的基本秩序（包括阻止外族的侵扰）；为换得这一条件，也愿牺牲一定的个人利益，以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权利。所以，在对外的意义上，他们认可长城。但秦始皇的国家项目，却几乎把全国的壮劳力都征用了，这样一来，并没能为农民带来他们所需要的基本秩序。当做出了巨大付出却未得到最起码的回报时，他们当然要造反了。

　　西方研究者通常将这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定义为强制，但其实并不尽然，因为世界上没有一种单纯的强制关系是可以稳定的。实际上，刚开始时，被管理者对管理者的接受，是基于一种计算基础上的默许；支持他们的，往往是“明天或许会好些”的信念。然而一旦他们失望了，什么样的强制手段也无法让他们俯首听命。在当今社会，我们仍能体验到这种潜规则的运作。一方面，对古代帝王个人魅力（甚至都不算领导艺术）的吹捧充斥文坛；另一方面，在各层次组织中，也仍能见到负责人好大喜功，企图把可想见的一切业绩都归为己有。为此，他们任意调整团队，做事从不计较人力成本，最后把整个团队折腾得精疲力竭，只有靠强化纪律来维持运转。与此同时，仍有员工对公司管理，甚至某些个人得失，从不发表看法、从不计较。他们或许就像古代农民一样，只是企图用这样的表现为代价换取一份稳定的工作。然而一旦希望落空，往日的沉默羔羊也会铤而走险。在古代政治上，虽然自秦之后的统治者大都领会到了为避免矛盾激化要搞些平衡的道理，也在最初原型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各种变体，但从基本上说，它们的应变能力和自身活力都有限，最后的结局也都相当尴尬。

　　3.小农经济

　　现代人对小农经济经常是批评多于赞誉。但从管理的角度来看，作为小农经济传统的延续，家庭企业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生命力。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发达国家中，大多数企业仍是家庭拥有、家庭管理的。在中国，由于合伙制传统比较薄弱，中、小企业中家庭企业的比例就更大。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很多家庭企业脱颖而出，成就有目共睹。但与前现代社会相比，还是有两方面有所不同。前现代的家族体制（当然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和小农经济是不适于竞争和创新的，在文化上也是封闭的。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哪怕是再小的企业，要想有所发展，也必须保持一个开放的体系，学习新的技术、尝试新的方法。这个变化反映了时代的进步。与此同时，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家庭企业无论从内部的分工合作、精细管理，还是外部对社区自治和官民合作的支持上，似乎都还没有突破前现代社会的水平。比如，只有在私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才能看到比较活跃的行业协会。

　　4.军事集团

　　用“军事集团”称呼这种原型，因为它并不单指简单意义上的军队，还包括了民众起义和夺权战争（如楚汉相争）的经验。在中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型。这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以变革为目的、同时在实践上又具有高度竞争性的组织行动。很多军事行动都延续了很长时间，有很曲折的经历。在这些过程中，军事集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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