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新商业伦理
《中国企业家》杂志主编 牛文文

一、“商业五伦”：企业家的社会定位问题
     很高兴今天来到南开，跟大家探讨一个困扰我很长一段时间的问题。天津是中国近代史上文化和商业的发源地之一，实在是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个最合适的地方。
    我们讲一个什么问题?“全球化下的中国商业伦理”。实际上是讲企业家阶层的定位感，讲企业家的伦理感。企业家或者商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成熟的商业社会没有什么疑问，已经不是问题，但在中国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或者说始终没说清楚。企业家这个阶层在中国社会一直以来定位模糊，说不清自己是谁。伦理问题最基本的是首先要知道“你是谁”，哲学首先讲本体论，再讲世界观、方法论。本体论是最重要的。你必须知道自己是谁，自己在哪里，别的人在哪里，然后才能知道你要到哪里去，用什么方式去。所以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说，伦理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定位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我是谁”的问题。
    企业家在任何社会下，都有自己的利益相关者，我把它归纳为“企业家的五伦”。实际上就是一个伦理关系，你要根据这五者之间的关系来定义自己。我们以一个企业的诞生来看这些关系关系：首先有个人有了一个商业上的主意想要去实现它，这个人可能就是个企业家；你要想实现这个主意，可是很可能没有钱，你就要去找钱，找投资者。有了钱，有了主意，你就要去找更多人帮助你实现，于是就有了员工；然后人、钱和思想的结合，就生产了产品或服务，就有自己的消费者、客户以及供应者、竞争者；最后你不管从事任何商业，哪怕是互联网这个虚拟的世界，你一定也是在地球的某一个地区开始的，你就会有一个商业的社区和政府。企业家、投资者、员工、客户以及政府，这就是“商业的五伦”。在这五种关系中，企业家在哪里?你如何处理与其他四者的关系?这就是最致命的问题。
    在中国社会做企业，做商业，最根本的问题从几千年前，到100年前，到30年前，到现在，一直没有讲清楚。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是一直不能说清楚的问题。现在要说清楚也是很困难的，但是我可以把围绕这个问题的基本困惑给大家展开讲一下。
二、从古代到近代一直困绕中国社会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兄弟》，是余华写的?你看《兄弟》上半部的时候，可能没什么感觉，那是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时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时代。看《兄弟》下部的时候非常地难受，反正我是非常难受。余华在书的后面有一句话，他说这本书写的年代是一个“伦理颠倒，众生浮躁的时代”，写的是改革开放这20多年，企业家从出现到毁灭的这个过程。他完整地写了这个过程，用小说家的方式写。用“伦理颠倒”来形容这个商业时代，我不同意他的这种观点，后来我听说一些企业家也不同意。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伦理颠倒”，那时人们被迫脱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上下级之间所有的关系都乱了。但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是一个“伦理颠倒”的时代，这表明中国的新商业时代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时代。伦理就是一个秩序。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不清楚，企业家在一个新兴阶层社会里到底应该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到底自己跟其他的阶层是什么关系。
    中国古代的传统就是“士农工商”，“商”是末流。几千年来大家争论来争论去，“商”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社会需要它做一些东西，但是商人是受鄙视的。著名的《盐铁论》，就是在争论“商”的作用、地位。几千年前，商业在中国尽管已经存在，但是从来没有成为主流，所以几千年的中国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乃至近代意义上的商业社会。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萌芽?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是资本家或者是商人，(所以)中国就不可能有这种意义的资本家或者商人作为社会主流，所以古代中国不可能有资本主义。
       李嘉诚先生2003年的时候在汕头做过一个演讲，我有幸去现场听了一下。他讲了一个“奉献的艺术”，核心的意思是说，你在中国做企业，不在于怎么赚钱，不在于你怎么成功，最重要的是你商业成功之后的问题。就是说你在做商业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商业成功之后该怎么办。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们企业家的老祖宗范蠡，三次散尽家财，改姓埋名，最后还是带着西施泛舟出海。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社会在骨子里是不容纳商业人士的。你如何跟社会和谐相处，这是一个绝大的命题。关键是说商业成功之后，你要怎样适应中国社会。另外一个是美国的开国元老富兰克林，他是商业成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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