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取得自己的个人利益。在那个时代，他们纵横捭阖，十分活跃，奔走游说，摇唇鼓舌，耸动视听，随机应变，投其所好；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计谋划多从自己的政治要求出发。孟子严厉地批判他们：
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孟子·告子下》）
《荀子·非十二子》中也这样批评他们：
今之所谓仕士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孳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者也。……今之所谓处士者，无能而云能者也，无知而云知者也，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行伪险秽，而强高言谨悫者也，以不俗为俗，离纵而跂訾者也。
这些纵横之士与儒家不同，他们没有操守，在“从道”与“从势”的选择中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因而能够飞黄腾达。即使他们有的人还暂时没有机会入仕，也会通过不同途径邀名于诸侯，以等待发迹的那一天。
当时楚国的衰败和屈原的悲剧，就是由这样的一些人引发的。秦曾使张仪入楚，以财物贿赂佞臣靳尚和怀王宠妃郑袖等人，用欺骗手法破坏了楚齐联盟。怀王发现上当后，大举发兵攻秦。可是，丹阳、蓝田战役相继失败，并丧失汉中之地。此时屈原曾受命使齐修复旧盟，但似乎没有结果。此后由于怀王外交上举措失当，楚国接连遭到秦、齐、韩、魏的围攻，陷入困境。屈原谏而楚怀王不听，又听信佞臣之言，将屈原流放，而楚国因此遭遇了彻底的失败。
《孟子·滕文公下》还记载：
陈代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 _
孟子曰：“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强而后可，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范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贯与小人乘，请辞。’御者且羞与射者比。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陈代所说的，其实正是苏秦、张仪等纵横家的做法。先顺着诸侯们的味口来，然后再慢慢实施自己的思想主张，完全是机会主义的做法。所以，孟子坚决不同意，而以“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的方正刚直为行为主张。
（四）民贵君轻，以人为本——对君主专制的批判
面对汲汲于富国强兵、攻战杀伐的各国执政者，孟子作为政统的局外人、作为自由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而采取了批判态度，以维护士人的自主人格、文化理想以及社会源远流长的道义价值。
孟子对待传统西周政治的观点与孔子有不同。孔子所处的时代，尽管西周礼乐文化的秩序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孔子从维持社会的和平安定出发，他大体上是表示维护态度的，但到了孟子时代，诸侯相继称王，周王室已经不可能重振威权，同时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天下重新走向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孟子就提出了民本思想，把着眼点从一切为贵族而设的转向了一切为民而设，具有了民主政治的新思维。他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
这就是说，老百姓的利益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江山社稷要次于前者，君主的地位又次于江山社稷。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华企业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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