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曾以诗的形式和语言充分地歌颂这种“浩然之气”，这就是流传甚广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下为河岳，在上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然塞苍冥。”“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实际上，文天祥不仅用诗，更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这种“浩然之气”。
有了这样的“浩然之气”，才能在人生实践中形成一种大丈夫人格。孟子所谓的“大丈夫”就是这样的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种人格就是“浩然之气”的形象化，它高扬了作为主体的人在外界各种艰难困苦、强权暴力面前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是孟子积极进取、刚正不阿、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人生观的生动体现。中华民族自古就形成了一种精神气质：勇于追求真理，具有刚正不阿的“正气”；敢于坚持真理，具有不屈不挠的“骨气”，我们统称之为“气节”。它的形成与孟子提倡的“养吾浩然之气”是不可分的。大丈夫人格的完成还必须经受长期而艰苦的磨练：“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大丈夫的最高境界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即为了道义——道德理想、人生理想、社会正义，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在道义与生命之间，义无返顾地选择前者，舍弃后者。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为了成全仁德，就不能苟且偷生以危害仁义，应该以生命维护仁德。孟子云：“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在道义和生命不同兼顾的情况下，就选择道义而舍弃生命。这是儒家的一种生命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后来人们以“成仁取义”来进行概括，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取得了许多志士仁人的认同，他们往往把“成仁取义”具体地体现在铁肩担道义，为民请命以及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等正义事业当中，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大丈夫人格形象。如东汉士人、明末东林党人在宦官专权、祸国殃民的情况下，敢于挺身而出，组织团体，抨击政治腐败，代表人民要求政治改革，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满怀忧患意识，兼济天下的气魄，特别是他们面对强权，毫无危惧，抗争不屈，真正做到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群体的形式集中地表现了大丈夫人格。这种大丈夫人格千百年来一直感染和激励着许许多多的民族英雄、革命家，如中国历史上的岳飞、文天祥、陈天华、戊戌六君子以及现代革命史上许多的革命烈士。
孟子内在精神修养上的浩然气概，是《孟子》批判精神气势充沛的根本原因。他善养其浩然之气，以大丈夫自居，崇尚以道抗政，以德抗位，“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当时，纵横家公孙衍、张仪之流由于迎合秦国吞并六国的野心，威镇诸侯，有人在孟子面前夸他们是真正的大丈夫：
“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_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孟子·滕文公下》）
他认为在当时“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公孙衍、张仪之流还称不上是“大丈夫”，其所作所为只能算是“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纵横家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汉书·艺文志》说：“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韩非子》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为合纵派的主要代表。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为连横派的主要代表。纵横家实际上是战国时战争外交的产物，苏秦、张仪等合纵连衡，在群国纷争的局势下，推行自己的外交策略，以此从政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华企业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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