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批判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韩 星
（三）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对纵横之士的批判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东方桥在《孟子现代读》一书中为开宗明义第一章就称孟子“浩然正气的旗手。”[①]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通过浩然正气培养出的大丈夫人格，使其具有了壁立千仞的人格形象，同时，对当时最为活跃的纵横之士给予了尖锐的讥讽。
告子问孟子，什么是他所长。孟子回答说：“吾知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告子又问：“敢问何谓浩然之气?”孟子回答说：“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是什么呢?
浩然正气究竟是他原本有之的，还是养而成之的呢?是属于客观外界的，还是人主观自有的？孟子自己也说得十分清楚，既像原本有的，又像养而成之的；既象客观，又象主观的。这还是得从孟子对浩然之气的性质和养气原则的解释可以得到证实。孟子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公孙丑上》)，加配了义与道之气，自然不是先天的自然之气，而是社会化了的人伦之气了；它的成份是既有义，又有道，不是客观之气，而是主观之气了。程颐说：“天人一也，更不分别。浩然之气，乃吾气也，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一为私意所蔽，则欿然而馁，知其小也。”[②]程颐从天人合一的观点出发，也认为这浩然之气 “乃吾之气”，是人生来固有的，但它着意强调的是养与不养的问题。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一为私意所蔽则然而馁。朱熹根据程颐的思想对浩然之气的注中说：“至大，初无限量；至刚，不可屈挠。盖天地之正气，而人得此生者，其体段本如是也。”[③]朱熹从人性本善的思想出发，以为这浩然之气是生来就有的。原本是天地之正气，人得气而生。他显然过分夸大了这“初”时的气，也很难解释“配义与道”。为了自圆其说，他在注释中加以发挥说：“配者合而有助之意，义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馁，肌乏而气不充体也。言人能养成此气，则其气合乎道义而为之助，使其行之勇决，无所疑惮；若无此气，则其一时所为，虽未必不出于道义，然其体有所不充，则亦不免于疑惧，而不足以有为矣。”[④]朱熹的注释既坚持了“浩然之气”的固有性，同时又将此气客观化，以为原本存在这样一种气，有此气则如何如何，无此气又如何如何。其实孟子并无此意。孟子是意思是说是“浩然之气”非天生固有，在先天人性本善的基础上的自然、客观之气，经过后天与义与道的配合，持之以恒地调养，精心认真地培育，才能成就出凛然于世间，至大至刚的天地正气。这样的天地正气显然是人文的、主观的。它之所以能够充塞天地之间，就是因为它必须配以义道，否则就会疲乏不振。义与道是什么?冯友兰说道就是人对宇宙有正确的了解，义就是人力行人在宇宙间应有的义务，即道德的义务。[⑤]“无是，馁也”，没有这样的义与道，人自身的正气必然培养不起来，就不会有浩然之气充塞天地，沟通古今。相反，有了浩然之气的人，其人格能够达到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所以，“浩然之气”是“孟子所体验的一种主观精神状态和外显心理意志气象”，[⑥]是一种道德精神力量，是结合 “义”与“道”，经过平日修养积累而形成的。养浩然之气包括统一不可分的两方面：一是自觉本心，立志行道，不防失其新，所谓“配义与道”、“必有事”、 “心勿忘”即此义。一是要循序渐进，自然而然，不可躐等，所谓“集义所生”、“勿正”、“勿助”即此义。[⑦]
关于“浩然之气”，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曾经这样发挥到：
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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