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英达的相爱是在1987年，那年1月他母亲去世，他从美国回来奔丧。正好剧院要排一个新戏《纵火犯》，由林兆华导演，英达任副导演算作实习，也为将来能留在剧院做准备。我在里面演一个戏份很少的黑人小女仆。演出时我给自己梳了一脑袋小辫儿，满脸满手的黑油彩和一个大而厚的嘴唇，用尖而快的怯生生的声音讲话，可笑极了。那出戏演的场次不多，在我的艺术道路上没留下什么痕迹，但它却改变了我的生活。

建组的那天，在会议室讨论剧本，大家围坐在大桌子四周，我和英达挨着。我排戏从来不带水，因为我觉得无论坐下来谈什么都先倒上一杯茶那是老年人的习惯。英达的面前放着一个保温杯，满满的香喷喷的茶水。导演正在谈剧本构想，我渴得要命又不好讲话，就在纸上写了句：“我能喝你的水吗？我没病。”他笑了一下，在下面写：“当然能。但我有，AIDS(爱滋)。”

他就是这样一个机敏幽默的人，不认识他的人与他的第一次谈话都会很难忘。他的聪明，他的博学，他的狂放和不可一世，让喜欢他的人一见钟情，让讨厌他的人不能容忍。

“有什么了不起！”常常有人会这么说，“不就是英若诚的儿子嘛，不就是去过美国嘛。”

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排戏后大概两星期。有一天早晨他进排练厅直接走近我，手握成一个拳头放在我的手上，松开是一个被他的手捂热了的煮鸡蛋。我笑着把鸡蛋磕开，连蛋清儿都还是水。

“你的手根本没把它焐熟！”我大笑起来。

然后是我请他在一个叫“白桦林”的小西餐厅吃饭。

然后是我接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满了：“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一定要娶你！我一定会娶你的！”

“咱们得好好谈谈。”我说。因为我发现问题有点儿严重。

“好啊！我有套单元房，在水碓子13号楼，你来吧！”他的表情特别真诚。

约好下午5点见面，差5分钟5点我就到了。刚上楼梯我就听见有人在鼓掌，爬上来看见他换上了干净的白衬衫。

“我妈说女孩子跟人约会应该迟到。可我在大街上耗了半天还是早了5分钟。真够露怯的！”我说。

他笑起来。我说什么他都笑，他好像特别爱听我说话。

我们相爱了，像两个18岁的少年。每天在剧院见面我们都大喘着气。中午休息时我们跑到新侨饭店吃饭，整顿饭他都在教我唱英文歌。我那会儿一句英文都不会，靠死记硬背我的发音居然还特别准。4年后我第一次去美国时给美国人唱过那些歌，有个美国人无论如何不相信我根本不明白歌词是什么意思，他简直不能想象我那时不会说英文。

我不是那种把爱情一点儿一点儿给出去的人，我不在乎也不考虑是否自己像个傻瓜，我完全缺少女孩子的疑虑和谨慎。一旦爱上了就全心全意。爱会使我的理智消失，智商为“零”。人们常说：“真正的爱只有一次”。我必须坦白地承认：我每一次爱都是“真正”的和“惊心动魄”的。

热恋时记得有一次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英达在看报纸。电视里演的是“世界名模大赛”。每一个模特走出来我都惊呼一声，然后我说：“快看呀英达，太漂亮了！这些女人真是‘上帝的宠儿’！”英达漫不经心地抬了一下眼皮，嘟囔了一句：“比你还差得远啦！”

能想象我的智商吗？不撒谎，当时体重近130斤的我差一点儿就相信了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