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政教关系史》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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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研究是学术界和有关部门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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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1-23 16:49: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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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研究是学术界和有关部门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之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关注的视野和研究的范围主要局限于13世纪之后的有关情况，对这一制度在吐蕃时期的状态虽多有学者涉猎并有相关的成果问世，但对其在吐蕃时期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历史深入探讨甚少，更无系统的研究成果问世。石硕教授长期致力于藏学研究，历经数年潜心钻研、写作的《吐蕃政教关系史》，填补了藏学研究的这一空白。笔者拜读后认为，此书主要的贡献是：
（一）史料的选择、收集、甄别、使用成绩显著 吐蕃王朝的上限距今已达1300年左右，历经长期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和人类战争、生产、生活的种种活动的破坏，有相当数量价值珍贵的各类文献和石刻、木刻等资料早已毁坏、湮灭。现存的吐蕃时代遗留的古藏文史料，大致可以分为敦煌古藏文写卷、吐蕃简牍、吐蕃金石铭刻三部分。
其汉文译本主要汇集于王尧、陈践编撰和译注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敦煌吐蕃文献选》、《吐蕃简牍综录》、《吐蕃金石录》等书之中。仅仅凭借这类史料，显然不能满足本书写作的需要。作者将藏传佛教后弘期所形成的各类“教法史”、“正统记”及苯教藏文史料和有关吐蕃的汉文史料作为选择和收集的重点。前者主要是《拔协》、《贤者喜宴》、《西藏王统记》、《布顿佛教史》、《汉藏史集》、《雅隆尊者教法史》、《第吴宗教源流》、《娘史教法源流》、《西藏王臣记》、《青史》、《红史》、《土观宗教源流》、《新红史》、《五部遗教》及《雍仲苯教史》等部分苯教典籍；后者主要是《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通典》、《唐会要》、《全唐文》、《全唐诗》等有关唐代的史籍文献。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中国学者研究这一专题，史料的选择、收集基本上也就是这些了。也就是说，作者选择和收集有关史料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但要正确地甄别和恰当地使用这几类史料，却有相当的难度。诚如作者所言，吐蕃时代遗留下来的古藏文史料，数量及所涉及的方面均极为有限，且往往叙事简省、疏略细节；后弘期藏文史料和部分苯教典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大多数著述因为作者宗教立场的原因，对吐蕃时代佛教史实的记载存在相当程度的夸张与附会。一部分内容常常将神话、传说与史实相互杂糅，使人难辨真伪。
这就需要作者在阅读和使用这些材料时仔细甄别，特别审慎。如，作者对藏地最初之王聂赤赞普身世来历的考订，就甚为严谨。用较充分的史实和理由否定了藏文史料中的“印度释迦王族王子说”和“来自吐蕃波密地方说”，而认为聂赤赞普的祖辈“天父六君”不但应为“吐蕃六牦牛部”之成员，而且很可能是“吐蕃六牦牛部”暨“父民六族”最初之君长。聂氏本人也只能是产生于当时相互结盟的“吐蕃六牦牛部”中的人物。再如，《贤者喜宴》记载松赞干布时制定了《六类大法典》、《戒十恶法》、《大世俗法十六条》，其中包括了崇佛抑苯等有关佛教的条款，作者一眼看出这明显是在佛教非常成熟和流行的时代才有可能出现的内容，在松赞干布之时这样的佛教意识和佛教观念不可能存在，更不用说写进法律条款中了。
（二）全书的谋篇布局考虑周详，结构合理;要描述长达数百年间吐蕃王朝时代政教关系产生、发展、冲突、融合、演变、传承等多方面内容，将其写成一部有一定分量的专著，仅有较完备的史料和敏锐的鉴别、判断能力和娴熟的使用史料的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全书构思策划、谋篇布局的全面合理是写作成功的关键之一。对此，作者的考虑甚为周密[1] [2] [3] 下一页 (中华企业文化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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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录入:马海宇 责任编辑：zy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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