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企业文化，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在根源上，离不开中国特色的文化，中国特色的文化，离不开中国文化的精神。  
　　中国文化的精神，正如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文中所阐述的精旨：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直到当代矗立在天安门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所代表的：智慧与激情、融汇与创新、勤劳与牺牲，一言以蔽之，也就如《易·文言》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日日新，荀日新，又日新"伟大的奋斗精神。 
 　　近百年来，从民族到国家，由社会到个人，中国人民历经了"西学东渐"、"西学为宗"到"全盘西化"一系列文化变迁的过程；尤其严重的是自"五四"以来，凡是中国古代的文明、文化，都像美国西部牛仔对待牛群马队一样，如果不经"西方中心论"烙印的印可，都会被无情地宰割掉，只留下那些西方同路人认可的所谓"中国文化"--封建、落后、毫无生气，如黑格尔等人所说的"早产"、营养不足的"中国弱智儿童"。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当代经济和商业文化上，更为突出的是企业经营、管理思想和方法上，中国一些秉承西方中心论的"文化买办"，不无八哥学舌式的作出中国自古缺少经济或管理思想以及中国因其本身文化本质所限，产生不了近代的资本主义等等似是而非的评论。殊不知，西方自十八世纪的"伏尔泰时代"，就已经开始大量学习和吸收中国文化；正如《世界通史》的作者斯洛夫所说："中国人拥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先进的工艺，大规模的商业，以功绩为基础的有效的官僚政治和提供社会凝聚力及思想理论基础的学说。西欧从贫穷和默默无名中拿出了中国的文化与发明，引起了更大的技术进步和更多的制度变化。最终的结果是中世纪文明的转变成现代文明"。 
　　西方文人学者言必称希腊、文艺复兴，随时称颂着他们伟大的古代文明和他们伟大的思想以及伟大的文艺作品；就连当代物理学者也不讳言亚里士多德、开普勒、哥白尼等人，反而赞叹他们为科学奋斗的精神。但是在当代的中国，当人们推崇他们古代的文明、古老的智慧以及文艺创作之时，就会被大部分（尤其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当代的中国人讥评为落伍、抱残守缺等的冠词，而他们只以学习西方当代的知识、文明为主为荣。这种情况在今天的北大、清华等校尤为明显，数典忘祖莫甚于此，也莫过于此时。 
　　在香港《远东经济评论》6月10日一期中《意义重大的思想》一文，作者为该刊总编迈克尔，他在文中举引英国当代哲学家克拉克认为西方自由市场原理源于《道德经》："虽然在进入工业时代的时候中国可能是落后于欧洲了，但是中国对现代的欧洲经济思想的贡献是巨大的。在一个较早的时代，当欧洲处于启蒙运动的痛苦分娩中的时候，摆脱了几个世纪中央集权官僚统治的中国被认为是比较开明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思想是在中国人理论的帮助下，由十八世纪中叶的耶苏传教士得出的。 
　　人们把创立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原理归功于伟大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而一位医生出身的法国哲学家的名气相对比较小，他在凡尔赛朝廷统治时期担任贵族家庭教师的时候使斯密得到启发。是弗朗索瓦·魁奈于1758年杜撰了"自由放任"一词。他属于称为"自然法则政治论者"的一个知识分子集团。他们认为，政府政策不应干涉经济自然法则的运行。 
　　据当代英国哲学家约翰·詹姆士·克拉克说，这些思想的来源是《道德经》--被认为是中国半神话性的哲学家老子所著的道教基本经文。给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到中国旅行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高度的组织性（科举制度是其典范）、政府的很少干预，以及这一结合所产生的范围广泛的经济自由和高效率。他们的中国东道主对他们说，这种状态接近于老子的"无为"理想：按照这一思想，明智的统治者懂得，治国的最佳途径是不干预。道教主张"无为而治"。 
　　对于在努力摆脱封建主义最后遗痕的欧洲人来说，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相对先进性是很吸引人的。魁奈的如醉如痴使他在当时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法国人把"无为"这一概念翻译成"laissez-faire"（自由放任）。这一思想对斯密影响很大。历史学家们猜测，魁奈是在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不久前逝世的，若非如此，斯密本来会在书中题献词时把它献给魁奈的。 
　　引录这一篇文章的主要意义在于说明WTO给中国带来了真正的改革开放，而中国的企业也必须相应地在体制和管理上创新与到位；也就是如何深造中国自己的企业文化。几乎当前中国的经理人们都一致认为西方的企业管理无论在思想或方法上都是先进的，都是一流的，因此要加快地引进和吸收，这种心态和需要可说是基本正确，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但是遗憾的是，我发现目前大部分经理人既不真正的知"彼"，更对"己"无知万分；他们多半只是人云亦云，一窝蜂地追逐时髦，而学习西方企业管理，对自己企业真正的"内需"或"稀缺"却茫然无措。这就是我引录此文的主要目的：给中国企来上一堂"知己知彼"的文化课程。为了提供一个更深刻的印象，再引录一段"我的朋友"刘永佶所着的《中国文化现代化》一书中的精辟之言："中国古代文化的先进性，在文艺复兴及其以后的欧洲人那里，是明显地感觉到了。一股’中国热’似潮水般冲击着欧洲大陆：一个’全盘华化论’的思路，对欧洲的社会变革起到了巨大的促动。 
　　从十五、六世纪，处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意识到仅仅’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是不够的，还必须引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国文化。那时的耶苏教会们虽然被派往中国传教，但他们的主要作用，不是将’上帝’普照中华大地，而是将中国文化与制度’倒流’入欧洲。十七世纪，欧洲教会围绕中国礼仪问题的争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此同时，中国文物与特产大量贩运到欧洲，促成了所谓’罗柯柯’文化运动，以及遍及整个欧洲的’中国热’并在十八世纪前半期达到高潮。 
　　法国著名学者艾田蒲在其《中国之欧洲》一书中，详细地论述了中国文化对欧洲近代历史的促进作用：中国思想的发现给欧洲，尤其是法国那些梦想使自己的国家摆脱暴政和僧侣统治的人提供了论据。世界是存在着一种最为丰富多彩、繁荣且雅致的文明。 
　　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从中国文化中所找到的，一是消灭贵族制度的依据，二是无神论，三是理性。这三点在启蒙运动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后来的尼采，自称是’欧洲的佛陀’，可知    中国文化带给欧洲的影响）。  

　　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伏尔泰等人，都曾以中国的官僚制度和官文化为依据，批判法国及欧洲的贵族领土制。经济学上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甚至写出一部专著《中国的专制制度》，将中国的集权官僚制称为是’符合自然规则’的，是’自然秩序’的体现，并由此而论证他反对贵族政治的主张。欧洲的思想家们从中国官僚制度中所发现的，首先就是他们所期望的统一与平等，他们并不顾官僚制在中国的局限与弊端，而是以这个遥远的，但又是所有欧洲人都无可置疑的伟大、富强的中国，来说明自己变革主张的合理性。思想家们甚至将他们从中国儒学和官文化中所受的启发，逐步演化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在法国大革命中通过的《人权和公民宣言》第一条就这样宣称：在他们的权力方面，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和平等的。 
　　对于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来说，他们从中国文化中受到的一个更大的启示和鼓舞，就是无神论。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上帝无所不在。然而那些奉命去中国传教的人，却惊异的发现，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上帝，他们甚至不信神。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个反对上帝的充分论据！在中国，这个治理完善并且具有所有美德的社会，其统治集团，文人学士，’都是无神论者’。 
　　伏尔泰确信在中国两千余年中保持着一种’纯粹的宗教’，就是人自身的’道德’，教人以德，使之遵循普遍的理性以建立和平幸福的社会，而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他发出感慨：’我们不能像中国一样，真是大不幸！’霍尔巴赫进一步强调，中国’唯一的宗教’就是德，而且将政治的根本与道德相结合。 
有’欧洲孔子’之称的魁奈，去世之时，他的大弟子米拉波这样歌颂他： 
　　孔子的整个教义，在于恢复人受之于天，而为无知和私欲所掩蔽的本性的光辉和美丽。他劝国人爱邻如己，克己复礼，以理制欲。对这种宗教道德的伟大教言，似乎不可能再有所增补；但最主要的部分还未做到，即行之于大地；这就是我们老师的工作，他以特别聪睿的耳朵，亲从我们共同的大自然母亲的口中，听到了’纯产品’的’秘理’"。 
因此，要深造中国企业文化，首先必须要从中国企业是否认知和认同自己民族的文化方面着手。一个缺乏自己民族文化的国家，一个不认知、不认同自己民族文化的国家，是一个不会长久存在的国家；同样，一个缺乏自己民族文化的企业，一个不认知、不认同自己民族文化的企业，也是一个不会长久存在的企业。 
　　反观，西方成功的企业，无一不是秉承着他们自己的特色文化和理念来经营管理企业；尤以日本当代企业最为显著。 
　　六十年代，日本人认识到管理的重要性，发展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管理科学，他们采用了两种新的管理思想和模式：一种是"全面质量管理"；这一管理思想最初是由美国学者戴明首先提出，后被日本引进、创新和推广。"全面质量管理"经过日本特色的文化理念汇融深化后，使日本的工业产品成了优质产品的代名词。另一种是"精益生产方式"，也我"看板式管理"或"准时工艺"，它力求将生产所需的资源--人力、材料、时间、空间、减少到最低限度，追求不断降低成本、无废品、零库存和产品多样化，即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润。这一管理模式是由日本丰田汽车公司首先开创。"全面质量管理"和"精益生产方式"，使日本汽车工业在世界竞争中后来居上，所向披靡。日本在管理和技术两方面的引进和创新，奠定了其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其经济在二战后的废墟上腾飞的奇迹是靠自己个轮子，一个是技术，一个是管理。 
　　在《近百年来管理发展简史及其对我国企业的启示》一文中（作者封展旗、杨同卫）对于企业管理的重要性作出了以下阐释： 
　　"人类社会近百年来的管理发展史表明：世界一流的企业是在管理方法和手段有所突破和创新的企业；世界一流的经济强国是在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有所突破和创新的国家。" 
　　遗憾的是由于受计划经济长期影响，我国不少企业存着重技术轻管理的思想，认为技术是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硬件"，而管理都是可以凭经验、感觉、权威对付的"软件"，重视科学技术的引进，却忽视管理思想的引进和创新。致使大量技术重复引时，却因管理跟不上而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费，先进的技术并未转化成企业的生产能力。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技术落后，但我们的管理更落后一大步。日本某些经济家估计，我国工业某些领域在技术上相当于日本七十年代的水平，而管理只相当于日本60年代水平，这个估计不无道理。这也正是我们大多数企业长期走不出低谷，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国企业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一思想的局面，那么我国的企业就无法挺进世界一流企业，我们的国家也无法挺进世界强国的行列。 
　　我们的创新应该包括科学技术和管理两个方面，我们重视科学技术创新，也要重视管理理论、思想、方法的创新。中国的企业只有靠技术和管理两个轮子驱动才能实现平稳、高效、可持续性发展，才能向一流企业挺进。" 
正如文前所述，欧洲在十八世纪吸取了中国文化，从中学习和适应，并且尽力发展它们，将它们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转过头来又引起更大的技术进步和更多的制度变化，而欧洲人则成为该变化的先锋和受益人。 
　 
　　日本从隋、唐、宋以来就不断地派遣官员、留学僧等来中国学习文化；同时并敦请各代学者、高僧前往日本进行教化。因而奠定了日本大和民族"和魂汉才"的特色文化，进而结合西方先进的管理科学和尖端科技，造就了日本当代经济强国的地位。 
　　从以上诸多例证中，不难发现当代中国企业深造企业文化的契机；欧洲能学习中国文化，并从中适应、发展、创新。日本能学习中国文化，并从中适应、发展、创新。中国的企业又怎能不及时的学习中国文化，从中发展、创新，使企业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打拼出一流的企业品牌。 
　　中国企业应对WTO的根本之道在何处？中国企业家在对WTO的自强之根在何处？学习西方的管理思想与模式，研究WTO的竞争规则和规律固然重要，然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本之不立，道何以生？"中国企业要在强强竞争的环境中自生、自长、自强、自盛，就必须立足于本土优良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而吸收全世界先进的管理思想，创造价值，提高竞争力；中国企业家要在新世纪全球角逐的舞台上脱颖而出、傲立群伦，肩负起复兴民族的伟大历史使命，就必须摈弃当前企业界弥漫的急功近利、缺信少德、浮夸虚妄的不正之风，提倡回归社会、进德修业、自觉自强，真正将中国优秀的传   统人文精神应用到现代企业的管理中去，从而深造当代中国企业文化。这些都应该是当仁不让，也是轻而易举之事。  

　　从宏观角度而言，一切管理之学归根结底就是要落实到"人的管理"；人的管理归根结底还要落实到"心的管理"；心的管理则体现于企业文化之中；因此，企业文化正是代表企业成熟与成功的标志，一个成熟与成功的企业必定有其特色的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管理的动力。 
　　西方一些未来学家和经济学家提出了未来企业有一个"超越利润"的观点。一个成功的企业除了向社会贡献价值之外，还应该在环境保护，社会公益方面有所作为。深造当代中国企业文化的宗旨也在这里体现。 
　　当衡量一个企业成功与成就的标志不再是利润、利润率、股东权益等这类反映盈利的财务指标时，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又如何反映一个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呢？一个成功的企业，主要看你做了多少事，而不是看你赚了多少钱。主要看你是否以"超越利润"为企业指标而反馈社会。"超越利润"，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市场竞争空前激烈的背景下的一种"返朴归真"的表现，不以利润为经营的终极目标，其结果是在社会反而要回赠给企业丰厚的利润。 
　　不以利润为企业的唯一目标和最高目标，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想像空间和更持久的生命力，能使企业真正做到长盛不衰。因此，超越利润，并不是不要利润，恰恰是更能获得与自己贡献付出相符的合理利润；向未来学习，就是向明天投资，就是今天去思考或者做明天的事情；成功或成熟的企业，必定是向未来学习的企业。 

　　正如前文所述，当今企业都将企业战略、企业形象、产品营销策略和资本运营方案做得晶莹剔透，可却往往忽略了企业中最无形、最关键的东西--精神，也就是具有特色的企业文化。一支充满了人文精神，特色文化的企业员工队伍，可以在拿走设备、资金、技术、市场、厂房和其他一切有形的财富之后，只要给予一定的时间，便能够化腐朽为神奇，转劣势为优势，重新崛起，创造出更为辉煌的成就。 

　　由此可知企业管理的关键在于文化，对企业而言，企业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就是企业生长之源、生命之道；企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文化之于企业犹如空气、清水、太阳之于生命，所谓"鱼儿离不了水，瓜儿离不了秧，革命群众离不了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正说明企业文化之于企业的根本关系。 

　　两千年前，中国有名的管理思想巨著《管子、霸言》篇中，就已经提出"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于人"的经世观念。后来的《荀子》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强调"国以民为本"的先进管理思想。 

　　十八世纪时的法国魁奈从中国老子的"无为"思想中吸取了养分，进而创立了他的"自然农学"，而英国的亚当·斯密又受到魁奈的启发创立了他自己的"自由经济学"。从而影响了整个西方现代经济学。同时，由传教士传回欧洲的中国"理学"中的"理"的思想，成为德国古典哲学得以形成的重要环节；黑格尔在青年时期，曾专门钻研过斯密的学说，由此也受到重农学派的理性思维的影响；他的"绝对精神"虽有柏拉图的影子，但却更接近中国朱熹的"理"字。 

　　西方当代企业的最新管理思想，方始确认"以人为本"、"人力资源"是企业管理经营中最主要资本，以较管、荀去之远矣。实质上，西方企业的"以人为本"的中心思想，仍然没有摆脱开"以人为资本"的基督教文明中的暗礁阴影。日本的当代企业提出造物先造人的理念，确实落实到真正"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但是仍然没有触及到管理思想和方法中的根本深层次--心的管理。"心的管理"--管理思想的根本之道；也早在《管子》四篇中，处处体现出管理艺术的精蕴，也闪现着管理思想的智慧。 

　　"心的思想"--治心、安心，不仅是企业的终极理念，更是治国安民的良方上策。当代的中国企业必须要有合乎自己民族特色的管理思想来作为撬动新经济时代国治民富的"支点"。而"心的管理"思想恰恰又可以作为深造当代中国企业文化的"支点"。也为如何"深造当代中国企业文化"提出了明确的引导。 

　　达道人提出的"零项修炼"--心的解放--现代培训项目，正是结合"人的管理"和"心的管理"的"支点"；透过"零项修炼"可以使追求卓越的一代新企业家们更好、更快、更到位的升华到"心的管理"层次上。远比哈佛大学的"心智行为研究计划"（Mind,Brain,Behavior Initiative）实用、有效并且一步到位。 

　　张庆源所著《加入WTO之后中国企业家面对的问题》书中提到：右脑思维战略左脑思考战术。很可以作为对"零项修炼"的另一种注解。他说："决定一个企业兴衰存亡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是正确的思想方法和思路，这两者又来自于企业家的大脑。人的能力，在于整合左右脑平衡的总体效用。偏执一方，都会影响人的正确分析和判断。蓝色巨人IBM公司的厂训只有两个字：多思。21世纪，企业唯一持久的竞争力就是比竞争对手学习的更快，思考问题理更全面、更深刻、更长远。这要求企业家要用右脑来思维战略，用左脑思考战术，以正合（用左脑），以奇胜（用右脑），用一种创造性思维保持自己长盛不衰。" 
"零项修炼"对于"深造当代中国企业文化"有其立竿见影的实效，是因为它具足了以下的功能： 

　　"零项修炼"的"造心"培训，能够开发智慧、激发全能、唤醒直觉、创新无限，从而树立企业家的管理之本，在融合西方管理科学的基础上全面提升到位。（企业家和高级经理人的不同之处：企业家是能已立而立人，已达而达人，自觉而觉他的成功的高级经理人；高级经理人是能已立、已达、自觉的成功企业管理者。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企业家必定是个成功的高级经理人，成功的高级经理人未必是个企业家。因此说，目前国内尚没有真正的企业家。"零项修炼"则在高级经理人士的成功理念上，提供一次真正超越的时机和挑战。） 
　　"零项修炼"在分析当前企业培训趋势的前提下，超越了美国心理直觉培训，"第五项修炼"以及风行全球的脑能开发训等。第一次将中国唐宋以来禅文化的教育方法转化为现代的培训项目。"零项修炼"采用启发顿悟法，配合中国禅文化、毛泽东思想、日本企业精神以及现代物理与禅等思想方法的传授，从而提高企业家的领导与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