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华人管理范式

唐任伍

　　内容提要：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影响着管理模式和经济发展，儒学作为一种入世的文化，宗教意识淡漠，态度宽容，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在未来社会发展中，以“五缘”网络为基础，将形成一种伦理中心的管理模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中，儒家文化是润滑剂，起着和谐社会秩序，砥砺现代管理理念，化解现代管理危机的功能，从而支撑华人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儒家文化,五缘网络,管理危机

　　一、儒家文化并非一种宗教

　　1．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影响着管理模式和经济发展

　　自然地理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经为经济发展的具体事实所证明。一般说来，内陆与海洋国家相比，海洋国家的经济发展优于内陆国家；岛国与大陆国家相比，岛国的经济发展优于大陆国家；沿海国家与内陆国家相比，沿海国家的经济发展优于内陆国家。不过，地缘的作用固然重要，同样地缘国家的经济发展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后果，其经济发展速度和序列也完全不同。因此在地缘规律以外，还应当有别的规律性的东西在起作用。其中文化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一点，已经为人类的经济历史所证明，并且正在为现实经济所证明。例如，同为欧洲国家，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序列并不相同。大体说来，西欧发展较快，东欧发展较慢。东西欧经济发展的这种不同，并不是按地球的经度划分的，也不是按种族渊源划分的，而是按作为文化的宗教流派来划分的。西欧经济发达地区中的国家，大体上属于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如英、法、德、意、荷兰、瑞士、北欧五国等。而发展速度较慢的中、东欧国家，则大体上是信奉东正教的国家。

　　宗教的分布是和世俗的历史演变不能截然分开的，但是宗教信仰作为一种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对人们观念的形成和经济的发展取向具有很大的推动或制约作用。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分布图上，相同宗教信仰区域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准往往处于同一个级次上，而具有不同宗教文化传统的国家之间，则出现一条明显的经济分割线，此一端经济发达，彼一端日子艰难。而从宗教信仰本身来说，均无贵贱之分，但它对人的观念的影响，却是渗透到信仰者的灵魂之中去的。宗教带来的观念的不同，深深地影响着社会人群对经济生活的看法，这样就使得不同宗教信仰的地区，其经济发展的模式和速度不尽相同。

　　2．儒家文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

　　儒家文化被一些学者称为“儒教”，似乎儒家文化是一种宗教。实际上，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虽然强调等级观念，但宗教意识薄弱，态度宽容。在处理宗教信仰方面，中国文化取得了成功。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信仰，中国无其不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佛学东来以后在中国土地上诞生的禅宗，加上其他种种教派，宗教信仰百花齐放，但中国文化都能宽容对待它。儒家态度，对待鬼神，“敬鬼神而远之”。对待外来宗教，同样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儒、道、佛之间，或与其他宗教之间，虽有冲突，终于相容；虽有分歧，终于相通。中国儒家文化的这个传统，使古代中国从来没有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为受这种文化熏陶地区的经济发展准备了一个良好的条件。长期以来，中国并没有因宗教信仰原因而出现冲突和混乱，华人也很少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民族矛盾与纠纷。儒家文化的亲和礼让、态度宽容的风格，对于华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帮助。

　　儒学作为一种文化，本身并不具备宗教性，它是入世的，不排外的。我们不能想象政府当局以及大众媒体可以公然鼓吹一种宗教教义而不引起严重后果的。正如学者许倬云先生所说：“儒家具宗教情操，但不具有宗教独占性，它本身是开放的哲学，没有排他性。”但是，它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却与各大宗教教义精神有相通之处，产生了宗教的作用，带有了宗教性的含义。儒学为入世，宗教则为出世，两者之间没有什么矛盾。著名学者梁漱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就曾深刻地指出，传统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有宗教作用，中国人用道德代替宗教。随着华人经济的影响日益扩大，西方许多学者认为儒学就是一种宗教，华人经济圈的国家和地区是儒家资本主义，儒学成为儒教。尤其是马克斯，韦伯，1905年就专门出版了一本颇有影响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了宗教观念与隐藏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并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其目的是为宣扬在新教伦理文化的氛围下可以产生崭新的资本主义精神。他还把儒教与西方的新教，即基督教进行比较，认为新教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而儒教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他在另一本著作《中国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China)中，同样认为代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缺乏新教伦理的人世苦行和宗教系统化了的功利主义，不但无助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而且容易构成阻碍。他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后来日本经济取得奇迹后，日本学者山本士平写出了一本《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为日本文化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3．儒家文化在未来的发展中具有自己的位置

　　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可以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伟大的文化传统是不会灭亡的，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形成不同的经济管理和发展模式。当今世界有很多种市场经济模式，如新教资本主义模式，日本资本主义模式，儒家资本主义模式，基督教资本主义模式，或者其他文化传统下的市场经济模式等。经过 100多年的洗礼与再生过程，儒家文化终于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找到了一个合理的位置。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传统，在它的传播范围内，具有规范社会风俗、联通经济发展、促进相互关系、加深彼此信任的作用，并形成一个以儒家文化为纽带的发展圈，即儒家文化圈。这个文化圈除了有13亿人口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外，还包括有浓厚儒家文化传统的新加坡、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再加上散布于东南亚及世界各国的华人华侨经济，共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儒家文化经济圈。世界上最大的经济文化区域就是“汉字文明覆盖区”的儒家文化经济圈，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文化动力也源自汉字文明圈。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儒家文化圈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火车头和21世纪世界经济最有活力和潜力的区域化经济体。

　　二、儒家文化支撑华人经济发展

　　1．儒家文化构筑“五缘”社会网络管理模式

　　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由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基本特征，即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特所称的文化核心。中华文化实际上是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文化。由于它产生的环境和历史条件的特殊，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如果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加以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二者的本位和价值取向迥然相异：西欧文化以个体为本位，奉行的是个人主义，强调的是人权、人格、独立和自由，人际关系主要靠契约来维持，所以有人称西方文化是“契约社会”；而中华文化以群体为本位，以家为中心，强调的是家、族、宗、国，人际关系重伦理，重亲情，所以有人说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主体地位的儒家文化，在结构上最大的特点便是伦理中心主义。这种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构架，以家庭为中心，由小而大，由近而远，由亲而疏，延伸扩展，形成社会网络。有学者将这种网络概括为“五缘”，即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所谓亲缘，就是宗族宗亲关系包括血亲和姻亲，有父族、母族和妻族，就是儒家经典《中庸》上说的“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由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了以父系为基础的结构，所以便形成了以姓氏为标志的结合起来的同父共祖的人群，其组织就是家庭、宗祠、宗亲会等。所谓地缘，就是邻里乡党关系，古之乡遂遗规有所谓比、闾、族党、州、乡、邻、里、鄙、县、遂等。现代则以籍贯认同的小同乡和大同乡，其常见的组织形式便是各种同乡会馆，“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就是这种地缘观念的产物。所谓神缘，就是以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共奉之神祗为标帜进行结合的人群，其组织形式就是神社、教会等。所谓业缘，就是以同业和同学而结合的人群，如各种商会、同业公会、行业协会、学会、研究会等等。所谓物缘，则是以物为媒介而发生关系并集合起来的人群，如以某种名优特产组成的行会、研究会之类的组织。“五缘”关系相互联系，互相依存。海外华人基于共同的利益关系，发扬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精神，联络感情，守望相助，互通音信，形成了以五缘网络为基础的华人社会的坚强基石。

　　2．儒家文化和谐社会秩序

　　以伦理为中心，以“五缘”为形式的中华文化，其突出的功能就是能起和谐安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人类社会要生存发展，既要有个体的创造活力的发挥，又要有群体协同效应的维持，特别是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群体协同效应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中华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这一地区纬度较高，气候寒冷；河水经常泛滥，加之北方游牧民族经常骚扰和侵入，因而需要对付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各种生活的挑战。这种背景使得中华文化具有重人文、重伦理的特点，因为在严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面前，唯有依靠自身的团结与互助，才有力量战胜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印度尼西亚研究华人社会的学者西斯沃诺•尤多•胡梭多在他的专著《新公民》中指出：要期望华人在原种族集团以外同其他种族融合，而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是极其困难的。之所以如此，同数千年来华人的祖国经历的各种严重的考验和遭遇的无休止的各种水、旱、虫，瘟疫等灾难密切相关。在自然和社会的各种挑战面前，弱者必败，强者必胜，这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生存竞争规律。而最亲近的莫过于自己的家庭和亲属。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社会动乱之际，人们为了求生存，或聚族筑坞堡以自卫，或举家举族而迁徙。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晚唐五代以及近代都表现得非常突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说：“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当时举族南迁者甚众，中原一带举家举族迁居今福建、台湾及东南亚一带的不计其数。到了近代，中国人民，特别是沿海一带的人民，因不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纷纷向海外移民以寻求谋生之路。他们依宗族乡土关系的互助牵引，一人带一人去，一家带一家去。由于中国社会组织的本位是家庭，家庭又以父族为主，所以移民背景带有很强的家族性、地域性，“父兄向海外走，家庭亦随之而向海外走。父传子，子传孙。亦可以说：父引子，子引孙，形成一条亲族移民的走廊。”家庭向外走的结果，是家庭世界化。家庭世界化仍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约束，生活资源外求于世界，生活精神内向于中国，因此在华人居住的国家中有“唐人街”。福建闽清人黄乃裳(1848～ 1924)早年同外国传教士交往甚密，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后参加戊戌变法被通缉，逃亡南洋沙捞越诗巫地方，租垦土地，招募闽人1072人，费时5年，垦辟成功，并将诗巫命名为“新福州”，获得当地政府承认，1925年该地福州人估计达 8000人，目前该地福州人达10万人以上，成为“华侨精神的典型”。

　　3．儒家文化支撑华人社会发展

　　以伦理为中心、以家庭为基础的中华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华人，一家带一家移居海外，一家生一家又落地生根。家是经济载体又是文化载体，联点为线，集线成面，由亲缘扩展成不分姓氏的地缘，再扩大为不分姓氏、地域、信仰的华族认同与回归，于是形成了遍及五大洲的星星点点华人社会。由于过去华人在侨居国没有多少地位，上顶异国的天，下立异国的地，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种族歧视下得不到祖国的援助，唯一可以依靠的是自己的双手和“天涯同命鸟”的团结互助，所以形成了以崇尚“义统”为核心的“隆帮”精神，以亲缘、地缘为基础，兼及神缘、业缘、物缘结成各种形式的团体，守望相助，所谓“闭门一家亲，开门天下亲”，由宗亲会到同乡会到中华会馆，一层一层地扩大，构成了海外华人的有机整体。

　　海外华人在20世纪50年代是最穷的，但是，依靠儒家文化特有的魅力的支撑，经过他们艰苦的努力，在时代进入21世纪的时候，华人的生活水平比包括他们所在国主要民族在内的其他任何民族都高。以英国的华人为例，华人男子平均每周收入368英镑，而白人男子平均每周收入只有331英镑；华人当中只有9％的人失业，而白人则有15％的失业；华人接受高等教育率远远高于白人社会。在英国的华人可能不到20万，约占英国总人口的0．3％，但是他们的境况不断好转，这是全世界华人境况的真实写照。海外华人约有5000万人到6000万人之间，从美国到拉美，从澳大利亚到加勒比地区，从非洲到欧洲，到处都能找到华人，如前面所说的，只要有海水流动的地方，就有华人生活的足迹。当然他们的处境在各国是有所不同的，但共同的一点是，他们相信教育、勤奋和家庭的作用。华人在美国社会中有许多取得巨大教育成绩的人，伯克利加州大学一个叫凌志望(音)的华人教授说，华裔美国人在公立学校的学习成绩都是非常出色的，尤其是在名牌大学，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在美国第一流大学加州大学的9所学校里，大多数学生将是亚裔美国人，其中最多的将是华裔美国人。在加州的硅谷，信息革命中最富有进取精神的核心——约1／3的工程师是亚裔美国人，华人是其中人数最多的群体。自1945年以来，华人知识分子移民美国的人数远远超出犹太人20世纪30年代移民美国的人数。华人移民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就。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不仅是人数最多的，而且还是事业最成功的。海外华人之所以取得成功，与儒家文化的熏陶使得华人形成独特的特点有关。华人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的南部地区，中国北方旧王朝的统治者认为南方人是“南蛮”，是“劣等人”。因此，他们学会了如何在中国活下去，然后在他们定居的国家活下去。他们信仰依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绝不依靠国家的保护或别人的可怜和援助。生存要求他们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政治环境作出适当调整，以便能够继续做生意并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平。因此，华人顽强的文化生命力是华人能够得以生存、发展的灵魂。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西欧就曾有人疾呼“来自亚洲的挑战”。有人称21世纪将是“太平洋时代”或“亚太世纪”。而所谓来自亚太世纪的挑战主要是指东亚国家和地区，首先是指日本，其次是指“海外华人”地带，即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等。有人预言将出现经济上的“第三中国”势力。应当说，这种预言是基于儒家文化力量的预言。

　　三、儒家文化对现代管理的功能

　　1．儒家文化砥砺现代管理理念

　　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很多，有西方模式，欧美模式，也有东亚模式、南亚模式、南美模式等。各自的文化传统在其现代化管理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中国的现代化管理应该有中国自己的特色，而儒家思想完全可以成为中国企业管理的一种文化资源。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21世纪竞争的根本力量。但是，科学家们惊奇地发现，现代科学却又表现出与中国古代科学的某种相似性，人们比较相对论、量子力学的结论与古代中国哲学，发现二者在时空观、本体论、宇宙起源、主客观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相似。正如著名科学家普里高津指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和，现代新科学的发展，……都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国传统科学对于现代科学的发展，对于人类新的科学革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有生命力”。

　　民族文化传统是民族精神的灵魂，是延续民族生命的源头活水。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内在精神的积聚力。儒家伦理精神在 17世纪以前，对于维持中国这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虽然儒家伦理与以竞争为其核心的资本主义不相适应，但对于资本主义之后的丰裕社会的调节，对于21世纪现代化的建设事业，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在21世纪的社会中发扬儒家文化精神，既不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作用相矛盾，又能与经济发展相并行。在未来的社会中，儒家思想重新参与人们的精神生活，培养起自觉的道德意识，以造就一种理性与和谐的社会秩序。具体地说，儒家文化在21世纪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造就具有社会责任心的新一代知识分子。21世纪是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时代，知识和信息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作为知识和信息资源主体的知识分子，其状态、境界和德性如何，直接关系到21世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儒家文化的“着重点是生命与德性，它的出发点或进路是敬天爱民的道德实践，是践仁成圣的道德实践。”冯友兰先生亦指出：“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底传统，有一个思想底主流。这个传统就是求一种最高底境界。这种境界是最高底，但又是不离乎人伦日用底。”发扬儒家文化的精神特质，就是首先要做儒家文化之人。正如贺麟先生所言：“就生活修养而言，则新儒家思想的目的在使每个中国人都具有典型的中国人气味，都能代表一点纯粹的中国文化。……在此趋向于工业化的社会中，所最需要者尤为具有儒者气象的‘儒工’、儒商’，和有儒者风度之技术人员。若无多数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修养之儒商工出以树立工商的新人格模范……则社会秩序将无法安定，而中国亦殊难走上健康的工业化途径。”

　　儒家思想在理论层面上表现为一种以伦理为支撑点的民族文化精神。这种精神在知识分子中影响最大，它表现为我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及“为续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前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是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21世纪的中国，要在世界上成为一个有影响、有竞争力的国家，不但需要一代具有开拓意识的知识分子，而且需要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既能参与经济运行，又不唯利是图，具有崇高的社会风范。儒家思想和伦理对于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的建立，具有某种补充作用。

　　(2)注入企业文化，培养群体意识。在21世纪的现代化建设中，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主体，不但承担着经济发展的主要责任，而且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企业内部有自己的群体意识、工作伦理。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伦理规范进入企业，经过调整与现代经济运行机制相协调，可以在培养企业的群体意识上发挥重要作用，使得企业内部人人都能克尽职守，人人具有主人翁思想和意识，从而造成企业内部的和谐风气和团队精神。

　　(3)提倡世俗伦理，调整社会风气。儒家伦理除了理论层面，更大量地表现为在群众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的世俗伦理。这种世俗伦理首先表现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同时也表现为在各种社会伦理关系中的行为规范，如家庭生活中的父母子女关系、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又如社会生活中的国家与集体、上级与下级，以及朋友、战友、同学、邻里等关系。尤其是在21世纪，竞争异常激烈，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人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相对来说显得很激烈，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提倡传统的伦理精神，和谐人际关系，造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对于形成有理性的社会秩序具有很大作用。

　　(4)和谐人际关系，舒展紧张氛围。21世纪国与国、公司与公司、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将日趋激烈，生存空间更趋狭小，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将更加尖锐。为了争夺生存空间，种种不可预测的事件都有可能出现。因此，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需要一种文化，来缓解一下“竞争”的压力，消磨掉一些“竞争”的锋芒，舒展紧张有余、轻松不足的社会氛围，使由竞争带来的紧张人际关系得到和谐。由此化解国与国、公司与公司、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化解种族冲突、部落矛盾、宗教积怨、领土纠纷、政治争论等各种引发灾难的问题，把战争的因素化解在萌芽状态，从而消除带给人类社会重大灾难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家文化对于新世纪的社会正常发展，是有巨大意义的。有人认为，21世纪是儒家文化的世纪，不管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有多大，但确确实实，儒家文化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文化都不可替代的。

　　2．儒家文化化解现代管理危机

　　现代管理是有意识、有组织、有目标的规范和约束行为。但管理除了特定的目标，如企业增加收益、占领市场等外，还有一般性的目标，这就是建立社会秩序，发展文化的创造力和促进个人的自我价值实现等。如何将管理的特定目标和一般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管理哲学与管理科学及管理技术相互结合运用，是整个世界管理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发达的西方管理对管理科学和管理技术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但由于缺乏一个对深化管理目标和方法的管理哲学向度的确切认知，以致于管理中出现了许多的危机。这些危机主要包括：

　　一是兼并化危机。为了垄断市场，垄断资源，扩充小单位、小团体的利益及财富，不顾公平和平衡发展的原则，仰仗财大气粗的实力和金钱，不管对方愿意不愿意，大吃小，强吃弱，快吃慢，肥吃瘦，进行恶性及强行兼并，以致于弱者破产、倒闭，甚至跳楼、自杀、上吊。这种兼并，完全背离了“人性善”的道义和精神，虽然没有刀光剑影，没有血淋淋的凶杀抢劫，但也充满了惊险和恐惧。

　　二是机械化危机。所谓的科学管理导致人事和人力资源运用的机械化。管理者把牟利和赚钱作为首要目标，从而缺乏更高的目标。工作者为了谋生，在并不认同公司、企业和职业的情况下，不得不从事自己毫无兴趣的工作，以致于工作成为对人自身的一种折磨，造成工作者心理闭塞和不稳定，精神上压抑和苦恼。对整个社会来说，也因此形成人才的退化和浪费。

　　三是社会性危机。由于管理过多地向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向倾斜，使得这个社会成为一种被物质财富主宰的世界，从而造成社会公平这个天平的失衡，产生出一系列的社会危机。譬如说人伦亲情爱意的淡化，人性善良真挚的蜕变，贫富两极的分化，毒品犯罪疾病的蔓延。单拿世界上贫富分化的社会问题来说，一方面是有钱人花天酒地，穷奢极欲，极度地享受着社会财富和自然资源带来的丰裕和满足，而另一方面，则是相当大的一群人在为生存而拼命地在死亡和饥饿线上挣扎。据世界银行于2000年9月发表的《2000／2001世界发展报告：向贫困开战》上的统计数字，目前世界上60亿人口中，有28亿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其中12亿人人不敷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世界上最富的20个国家的平均收入是世界最穷的20个国家平均收入的37倍。在高收入的国家中，100个儿童里不到1个在5岁前夭折，而在最贫穷的国家里，这一比例超过5倍。在富裕国家，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的比例不到5％，而在最贫穷国家则高达50％的儿童吃不饱饭。这种不公平，使得上帝的子民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差别，当然是管理不当出现的危机。

　　四是呆滞化危机。由于企业越来越大，公司越来越臃肿，变得庞大分散，无法灵活应对社会需求变迁，也无法充分吸收利用新的科技，造成了社会科技一方面高度发展，另一方面则有大量的科技成果沉淀闲置浪费。上述危机和弊端的存在，原因固然很多，但与缺少一套完整的管理哲学也有重要关系。现代西方的管理，应当说，在物质的层面上是成功的，但在人文精神层面上却并不怎么成功。主导西方管理的因素主要是：专业知识和技术，组织与推销能力，功利性的企业目标。这三个因素促进了西方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限制了经济的更大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这三个要素的片面重视，导致了对人性全面价值需求和人性一般潜力的忽视。我们可以说，所谓现代管理体系，充分发挥了人的工具理性，并使理性演化为控制人性以获得利益的机制，因之也就形成了管理制度的机械化，使管理丧失了对内(人事)与对外(市场)应变的灵活能力，从而导致管理系统中的个人与群体的创造性和创造力丧失殆尽。因此，知识和技术等工具性的因素只是管理成功和经济成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足条件。专业知识和技术不能保证实用性和适用性，组织与推销能力不能保证通变性与变通性，功利目标表现为短视和急功近利，以致缺乏韧性和革新精神，不能保证社会的长远利益。

　　相对于西方理性的管理精神，中国儒家文化中蕴含的以开拓人文和实现人性为重点的个人管理、社会管理和国家管理的人文精神，自成一套卓然独立的人性主义的管理体系。这种体系，着眼于精神层面的内容，注重人性的舒展和和精神的内涵，强调长期的社会公利而非短期私利。因此，它是一种人文理性而非工具理性。儒家管理哲学强调的主导因素是：顺应人性的自然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建立和调和；强调恒常的学习、反省，注重自内而外的内化作用以实现目标的精神；重视身体力行和实践表率作用，注重互助、互信和忠诚的责任和德性的道德理念；追求心灵安和、愉悦、舒展和生生不息、锲而不舍的意志。

　　儒家文化蕴含的管理精神代表了一种对人性普遍潜能的自觉，并代表了对人性包含的层级性的普遍目标价值(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世界、宇宙)的认知，再由此自觉的认知发展出行为规范、制度规范、组织规范以作为追求及达到目标的方法。儒家文化的中心理念和价值观，投射到现代管理功能、管理目标和管理方法的架构上，就能够凸现出发挥人性、开拓人力的管理特色，就能够弥补西方管理的弱点和不足，通过人的自内而外的潜能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实现管理目标。儒家文化中的这种人本主义管理哲学，不是以促进和改良科学管理为终极目标的，而是以改善社会的运转机能，提高人的生存价值，以促进人性社会的实现为主要目的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基督教新教伦理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中国的学者也承认，儒家伦理对东亚经济和工业现代化发生了点火和催化的作用，如韩国、日本等，运用儒家管理，创造了企业的竞争力和效益，从而造就了“汉江奇迹”和“日本奇迹”。但这远远没有真正发挥儒家文化的价值。儒家文化的价值，应当说主要还在其崇高的人生和社会目标，而不是其经济价值。如果将儒家文化运用到管理的社会目标上去，其产生的价值和效益将更大。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裕的21世纪，儒家文化的真正意义将会充分凸现。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