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党派政治的因素——尽管有不少民众希望他出来竞选总统，但是作为美国“两党政治”之一的民主党从来就没有把他列入候选人的名单，艾柯卡最终没有去正式参选美国总统。可是，这却极大地激发出他参与公众事业的热情。

　　在随后的几年里，艾柯卡的个人价值和知名度一路飙升，但克莱斯勒公司的股票却在他任期的后半段急落了31%。因写作《基业常青》而出名的吉姆·柯林斯如此描述这位商业奇才的后期职业生涯——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自己的退休年限，以至于克莱斯勒的内部人士开始嘲讽他“想一辈子担任克莱斯勒的老总”。当他最终退休时，仍要求公司继续为其提供飞机和股权。后来，他甚至同著名的收购艺术家Kiek Kerkorian联手发动了针对克莱斯勒的敌意收购案，弄得天怨人怒，最后又以失败告终。

　　在吉姆·柯林斯最近发表的《第五级领导者》一文中，艾柯卡成了“卓有才华但利己主义超级膨胀的第四级领导者”的典范。

　　“艾柯卡崇拜”的峰回路转，生动地呈现出了企业家的职业特征：它有如此现实的绩效标准，任何偏离了这个价值的行为——无论它承担着多么崇高的使命或公众期望，最终都将被证明是可笑的。

　　CSR：企业社会责任的真相

　　一度被神话的“企业社会责任”似乎有回到真实的必要

　　任何观念的成熟和清晰，从来都不是直线的，它充满了反复、曲折甚至偶然性。对企业家使命的认识，便也如是。F.A.哈耶克在他的研究中，一再地为商人的趋利性进行了辩护，他把那种“鄙视利润的人”称为是无知的禁欲主义者，在晚年最后一部著作《致命的自负》里，他断言，“很难相信，凡是对市场有正确认识的人，会诚心谴责对利润的追求。”哈耶克同时认为，追逐价值的增加是商人工作的关键，他们其实已无暇顾及其余，“把公共责任托付给商人是一个冒险的举动”。

　　那么，在趋利性的前提下，企业家是否还存在“适当”的公共使命？彼得·杜拉克的研究回答了这个问题。确切地说，是他让企业使命真正回到了企业本身。

　　杜拉克认为，在剧变的时代中，企业家最主要的责任，是为机构创造不相同的明天。具体言之，企业所要界定的使命，即应回答三个基本问题：“我们目前的事业是什么？”、“我们的事业将变成什么？”以及“我们未来的事业应该是什么？”杜拉克一再强调，企业所要达成的使命，一定要落在企业以外的社会中，而其最主要的是“创造顾客”。

　　这是一种非常清晰的、管理学意义上的使命界定。它剔除了所有不现实的、虚幻及被夸大的“使命激素”，而让企业家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了职业的层面。

　　近年以来，安然、世界通讯公司等华尔街金融丑闻的相继败露，使人们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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